谁死伤谁有理？正当防卫，有它撑腰！

面对不法侵害该怎么办？

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绝不是唯一：可以为了自身安全而迅速躲避，也可以为了固定证据而冷静隐忍，但如果决定奋起反抗，不用怕，司法为勇敢撑腰！
正当防卫，这个“古老”的话题，如今有了更加丰富而明确的内涵。9月3日，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发布《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。意见开宗明义地写道：

防止“谁能闹谁有理”“谁死伤谁有理”的错误做法，坚决捍卫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的法治精神。

这份意见，可不是简单对现有法律的重申和宣示。它用清晰直白的语言，对具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给出司法实践的答案，它用果敢坚定的信念，指导司法机关从今往后的执法办案，更重要的是，它用最真诚炽热的情感，回应大家的关切——关于公平，也关于深藏于每个人心中的正义。
为什么这么说，看完新规的这3个要点，你就能明白。
1、防卫的范围扩大了！
针对什么样的行为、什么样的人，可以正当防卫？曾经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“学术问题”。汗牛充栋的著作、论文各有看法，又都能自圆其说，似乎皆有道理。
毫无疑问，针对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这样往往具有暴力性质的犯罪，可以进行正当防卫，那么，对盗窃、诈骗这样似乎“不那么危险”的犯罪能不能正当防卫？
对于针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显然可以正当防卫，那么自己跳入危险之中“路见不平，仗义出手”算不算正当防卫？
对成年人实施的犯罪可以正当防卫，可如果实施犯罪的是孩子或者精神疾病患者，还能不能叫正当防卫？

这些曾让学者在长夜孤灯下抓掉大把头发的问题，现在新规给出的答案，非常明确：
——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不法侵害。不法侵害既包括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、强奸等，也包括非法侵入住宅、非法拘禁，甚至包括财产犯罪比如盗窃、诈骗。
——不法侵害包括针对自己的，也包括针对他人的。如此一来，一些见义勇为的行为终于有了法律上的明确评价——他们的“学名”叫做“正当防卫”。法律名副其实成为成文的道德，两者将释放出更大的合力。
——可以防卫未成年人。新规这样规定，成年人应当劝阻、制止；劝阻、制止无效的，可以实行防卫。通俗来说，对胆敢犯罪的“熊孩子”，骂得也打得。
——可以防卫精神疾病患者。应当尽量使用其他方式避免或者制止侵害；没有其他方式，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，可以进行反击。
——可以防卫实施不法侵害者的现场同伙。举个剧集中常见的例子，主角面对一群歹徒的围攻，小头目虽未直接动手，却在一旁指挥，这时采取“擒贼先擒王”的策略，并未逾越正当防卫的范围，坏人“活不过三集”于法有据。
福建赵宇案、涞源反杀案、云南唐雪案……在那些曾受到广泛关注的正当防卫案件中，都能看到这些新规的雏形。司法实践回应社会关切，追寻公平正义的智慧结晶，如今在新规中熠熠生辉，引人注目。
其实，能够平息“学术争议”的，与其说是司法机关的一锤定音，不如说是人们心中早已存在的正义共识。
2、防卫的时间延长了！
啥时候可以进行防卫？
这看起来似乎不是个问题，众所周知，正当防卫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如何定义“正在进行”这四个字。一谈定义，总会让人陷入苏格拉底式的诘问——
当一个人配刀带剑朝你冲来，算不算“正在进行”？
当他刀剑出鞘寒光闪烁，是不是“正在进行”？
当他的剑突然停了下来，离你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还叫不叫“正在进行”？
又或者他捅了一刀就闪开了，跑到了伤害不到你的距离，还能不能称作“正在进行”？

也许形而上的争论和假设会让人感到有趣，但如果出现确切的案件，一旦没有统一的标准，则会让人渐渐失去对法治的信任。统一司法尺度，正是新规的重要现实意义所在。
新规这样定义不法侵害的整个过程：
——开始：不法侵害已经形成现实、紧迫危险。
——过程：侵害虽然中止、暂停，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的，应当认定为仍在进行；在财产犯罪中，通过追赶、阻击等措施能够追回财物的，可以视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。
——结束：不法侵害人确已失去侵害能力或者确已放弃侵害的。

值得特别提出的是，新规的定义不是僵化和机械的，判断非法侵害是否“正在进行”，不能以“上帝视角”拿着秒表卡尺和放大镜逐帧检视，也不能以“事后诸葛亮”的自以为是来妄自评价：

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，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，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，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，不能苛求防卫人。
对于防卫人因为恐慌、紧张等心理，对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产生错误认识的，应当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依法作出妥当处理。

它大声地提醒司法者，不要让干巴巴的逻辑，掩盖了活生生的人；它不断重申着那句谚语，坚定着人们心中对法治的信仰：
法从不强人所难！
3、司法的尺度更严谨了！
范围更宽、对象更广、时间更长，司法机关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更“松”了吗？
绝非如此！内涵扩大意味着外延的缩小，规定得越详尽，应当遵循的规则就越多，猜测和不确定性就越少，一系列全新的规定只会让司法更“严”，而非变“松”。
同时，新规中，那些“防患于未然”的条款，让人眼前一亮：
——挑衅绝不能带来正当防卫。对于故意以语言、行为等挑动对方侵害自己再予以反击的防卫挑拨，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。
——打破了“斗殴无防卫”的桎梏。琐事引起的斗殴中，对于有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，或者一方先动手，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的，还击一方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。
——滥用防卫权被“开除出籍”。因显著轻微的侵害而取人性命，甚至连“防卫行为”都不能被认定，例如在一起典型案件中，被告人因人打了耳光，随即抽刀砍向了对方头部。不属于正当防卫。
——判断防卫是否过当，标准不再二选一。新规明确，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”和“造成重大损害”两个条件，缺一不可。同时明确，判断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”要综合考量社会认知和现实情况，轻伤以下不算“重大损害”。
——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。防卫过当与加害行为，本就不可同日而语，对于防卫人的一时失控、反应过激，法律的态度也是遗憾，而非谴责。

梳理完新规的要点，不妨再从中“跳出来”再次审视它的全貌，你会发现它勾勒出司法过程的一个清晰轮廓：
当按照法律条文的指引，得出一个定罪量刑的结果后，需要再把这个结果带入到人民群众心中的正义感里重新“计算”一遍，方能得出一个经得起无愧历史、不负人民的判决。司法的开放来源于此，司法的温度亦来源于此。
简而言之，无论对于司法者还是普通人，都是一句话——
不失于理，无愧于心，便无需担心有负法律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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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中央政法委长安剑

编辑：葛泓雨

审核：麻蓉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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